不久前，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民办职业院校协作会在山东济南举办民办职业教育高峰论坛，民办高职校长们论道泉城，提振信心，凝聚了转型发展这一共识。
最近两年，高职院校的日子不再像十年前那样无忧无虑，不少学校招生惨淡，甚至爆发了生源危机。对于高职院校中的民办群体来讲，日子的紧巴程度尤甚。在生源锐减、招生大战愈演愈烈的今天，民办高职能否突出重围，找回属于自身个人的那片天空？
作为国内第一所高职院校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的创始人，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俞仲文经历了高职教育从举旗起步、到规模扩张、再到质量提升的全过程。2007年，从深圳职业技术学院退休转而挂帅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公”和“民”身份的转换，让他更加深刻地思考现代高职以及民办高职的发展路径。
“以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为代表的我国早期的高职院校，是以自身发展为主的1.0版，回答了什么是高职以及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如何办高职的问题；从2003年起，随着高职评估和示范校建设的开展，大规模地进行了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系统化技能实践，我国高职进入了2.0版；而今，要直面全球化的经济转型升级对人才规格的新要求，则是步入需要培养大批量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高职教育3.0版。”俞仲文关于高职教育三个版本的形象表述，为众多职教专家所认同。
一方面，经济的转型升级，需要包括民办高职在内的整个高职教育拿出升级的新版本，另一方面，自身深层次矛盾的暴露，也逼迫民办高职不得不转型。
民办高职的发育、成长有着先天的不足。这些深层次的问题表现在董事会与校长之间的管理角色问题、师资队伍建设问题、人才培养的理念和方法问题、发展资产金额的投入不足等多个角度。这既与民办高职院校发展时间短，缺少办学精神和理念积淀有关，也与投资人办学目的、办学理念有关，同时也与校长的管理上的水准有关。
“以办学主体多元化为特征的民办高职，一方面得益于多主体、多元办学，一方面也受制于多主体、多元办学。这一矛盾如果不妥善解决，将极大影响学校的办学质量，乃至生存。”在民办高职担任了6年校长的俞仲文对此体会深刻。
“公办讲服从，民办讲服务”，这是校长们在实践中总结出的体会。随着出生率的下降，生源不断减少，一些民办高职招生不足，濒临倒闭。“学生和家长用脚在投票。学校必须加强服务吸引学生，开发出更多的教育形式满足学生学习的需要，这也是学校转型的一个重要内容。”俞仲文说。
“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30%，其中民办高等教育贡献了5个百分点。”论坛上，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郭春鸣对大家说这样一个数字。追溯民办高职的发展历史能够正常的看到，民办高职是在国家教育资金捉襟见肘，而社会和市场对技能型人才又有着旺盛需求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它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急需的实用型人才，也为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促进高等教育多样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时至今日，民办高职生存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改变，作为特定历史阶段产物的民办高职能否成为新的改革力量？论坛上，民办高职校长们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大家认为，民办高职所特有的“制度红利”的进一步释放，将会成为持续发展的动力。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民办职业院校协作会搜集和分析了部分民办高职院校的年度人才教育培训质量报告，认为在办学理念、内部管理、校企合作等多个角度，民办高职都能形成自己特有的“制度红利”。
在办学理念上，许多民办高职既遵循了职业教育规律，又借鉴了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在内部管理上，不少民办高职把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作为内部管理改革的参照，创新体制机制，激发办学活力。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党委书记鲍冰和记者说，学校在成立之初就建立了独立的法人制度，并建立了出资人、决策者、执行者和监督者以及其他利益主体之间相互制约的有效机制。学校实行“校管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民主集中制形式的校长办公会制，校管会主任、校长和党委书记三方沟通制，校和院系二级管理制，学年财务预算制，民主协商制，全员聘任制，目标责任制”这“八制”内部管理模式。“这样的内部管理模式，使学校实现了行家办学、专家治校，有效地避免了‘家族式’管理和外行办教育以及董事长过多干预学校事务的弊端，提高了决策的科学性和行政的有效性，确保了学校运行管理始终处于高效顺畅状态。”鲍冰说。
不过，并不是所有民办高职院校的体制机制都能如广州城建职业学院一样顺畅高效。许多院校在管理体制上因袭公办普通高校的模式，学校的内部层级、机构设置、待遇安排、工作流程都还是公办学校的复制。也正因为如此，民办高职院校急需进行内部管理体制改革，这将是民办高职化解内部矛盾、释放制度红利、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的重要手段。
民办高职多元主体办学的特性，使得学校在开展校企合作时，有着与生俱来的优势。
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建立了以企业为主体的董事会，董事会成员中企业代表达到65%,外方代表达到59%。这样的董事会组成帮助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构建出6种各具特色的校企合作模式——双元制模式、教学工场模式、技术服务模式、企业学院模式、共建实验室模式、硬件资源共享模式。“这些校企合作模式保证了我们能用明天的科技，培养今天的学员，为未来服务。”院长单强自信地说。
源于企业、用于企业。民办高职多种多样的校企合作模式，将为学校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民办高职就如我国的民营经济一般，虽然一直强调是“重要组成部分”，但发展中却屡屡碰到“玻璃门”和“旋转门”。
近年来，虽然各级政府对民办高职的认识有了一定改变，但《民办教育促进法》中一些条款仍难落实，使民办高职的转型遇到了种种障碍。论坛上，民办高职校长们大倒苦水，其中民办学校教师待遇和编制问题是校长们反映最强烈的问题。
温州，号称中国民营经济的大本营，在鼓励民营经济发展方面，当地政府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关于民办学校教师编制，温州在政策上已经松绑，但还没落实到位。”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戴海东说，自己正在向当地编办争取，“编制问题不解决，民办学校就成了公办学校的培训部。”广州华商职业学院副院长张武华也表示，学校发展最大的障碍在于师资，一是质量不高，二是队伍不稳定，“学校每年都有1/5的教师流出，教师们副高职称一拿到手，就转到了公办院校。”
民办高职院校提出的困难和问题，既有对政策的期盼，也有对自身内涵建设不足的思考。概括起来有三方面的问题：发展环境、发展基础、发展趋势。发展环境中最大的变量是政策，对政策的要求除了解决教师身份问题，还有期盼能给学校更大办学自主权，提高民办高职面对市场的竞争能力。
不过，俞仲文也提醒民办高职校长，不能只等着想要的政策落地，而要逐步的提升自身的抗压能力，通过改革自己来逐渐适应环境，通过自身的成就争取更好的发展空间。
“我们要把我们的弱点变成我们的特点，以更迅速的行动打造自身特色。”单强认为，高职院校的竞争是人才教育培训质量的竞争，形成特色就是要差异化发展，形成专业特色、人才教育培训方式特色、课程特色、管理特色、校园文化特色。
怎么看才会有怎么做。如今，民办高职的校长们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不转型，就没有明天，而只要大家一起努力，转型不是梦。
重庆正大软件职业技术学院重视招生数据分析，建立了不同维度的数据模型。在对上一年招生数据分析的基础上，2012年学校调整招生战略，缩小招生计划投放区域，由2011年投放16个省市调整为3个省市，计划集中在重庆、四川和贵州。另外，学校在专业计划投放上也进行了认真研究，确立了区域专业匹配度、成建制编班等原则。这一招生策略调整，保证了学校总体生源结构较好，生源质量较高。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探索管理机构改革，建立充满了许多活力的管理机制。一是推行“大部制”改革，推动“一站式”服务。通过整合职能、优化流程、一人多岗，达到扁平机构、精简人员、提高效能、强化教学、去行政化的目的。二是完善责权利相一致的二级管理模式，下放权限，管理重心下移，推动二级学院直接面向市场，由教学实体向办学实体转变。三是建立“校长治校、教授治学”的管理体制，同时推进教师工作量改革和薪酬体系、福利制度改革，调动教师尤其是骨干教师的工作积极性。
无锡南洋职业技术学院完善院系两级管理体制，将管理重心下移，下放管理人员和教师的管理和考核权；经费使用简化审批程序，赋予院系更多自主权和灵活性。学校把推进双向进入、交叉任职作为理顺管理体制的突破口，二级院系全部成立党总支，采取党总支书记兼任副院长的体制，确保其在行政事务中享有充分发言权，形成党政合理开展工作的良好局面。行政多个部门负责人采取兼职制，既降低了人事经费，又解决了工作忙闲不均问题，提高了管理效能。
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数控技术专业于2000年与世界著名精密加工设施制造商——瑞士阿齐夏米尔公司合作，引入企业真实的生产设备，营造教学工场环境，进而引企入校构建教学工场，校企双方一同参与专业设计和课程开发，构建富有特色的双主体人才教育培训模式。校企双方按照工作任务—工作过程—行动领域—学习领域—学习情境这一开发流程，形成教程工艺合一的课程体系。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发挥广建集团和天马集团两大企业背景优势，开展深度校企合作。学院建工系与广建集团恒盛建筑公司和深圳华阳国际设计有限公司合作，分别成立了“现代建筑研发技术中心”和“现代建筑规划设计研发中心”。机电系与天马动力机械有限公司合作，成立了“现代制造研发技术中心”，与广东机械研究所合作建设了“数控技术实训场”。经济与管理学院与睿海会计师事务所合作成立“睿海会计城建营运中心”。■记者 翟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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